中国的历史长河绵延五千年，流淌着的不仅是血脉和文化的传承，更是不竭的智慧源泉。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和历史，习大大经常引经据典，王大爷历史功底深厚，君不见中纪委网站推荐的书都是《历史的教训》。
回顾历史，可以发现，我们今日面临的许多问题，也曾横桓在古人的面前，那么，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我们一起翻阅历史，看看古人的法子。
1、公车如何管理？
“三公”问题中的公车是这几年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，公车改革启动以来，中央到地方都在拍卖公车，公车数量大大减少，得到群众赞许。那么，古代是如何管理公车的呢？
在明朝，政府严格管理官府的车、轿、船、马、驴等交通工具。一方面，官员按品级的高低，乘坐一定等级的“公车”，如四品、五品官员只能乘坐“素狮头绣带青幔”车，其目的是为了“定贵贱，明等威”。
另一方面，对“公车”的严格管理，也体现了节省行政开支，减轻百姓负担，督促官员节俭的理念。明朝曾规定，有资格坐轿的文武官员所坐的轿子，只能是四人抬的，五军都督府的官员，内外镇守、守备，以及公、候、伯、都督等，均不得坐轿，发现有违者可以向朝廷举报。
明初，因政府不提供“公车”，很多地方大员甚至借马借驴，以至于明太祖都觉得“甚乖治体”，他下令“省政府”买20匹马，“市政府”买10匹马，“县政府”买5匹马，以供官员使用。
虽然如此，明朝官员到外地出差，经常没有差旅费，驿站也不为每个官员提供“公车”。南京的官员到北京公干，都要自掏腰包，明宣宗得知后，下令南京各衙门的行政长官可因公乘坐驿站交通工具，而其下属官员们则还是自付路费。
2、官员如何考察选任？
干部考核是干部选任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的素质和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近年来，“不唯分、不唯票”“不搞一刀切”的考核方式的转变赢得了广大干部的拥护。那么，中国古代演化了几千年的官制，是如何考察选任官员的呢？
实际上，唐朝的考核已经相对完善，一年一考，其中文官的考核是三等九级，参考标准为“四善”和“二十七最”。考核结果能排在中等三级的，就可以保住职位或官阶，而列入下等三级的，依次是革职降级，听候监察部门查处，直至“贪浊有状”移交司法部门。
清朝考核官员，除三年对外官一次“大计”和对京官一次“京察”，以及履职引见、年终陈述等外，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——密考。每年年底，各省总督、巡抚要分别将所辖两司以及道、府官员贤否情况形成密考考语，以奏折形式密报皇帝，这为中央皇权机构掌握官员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渠道。
此外，明清时期，已经注重不搞“一刀切”，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考核。明朝按照各州县负担的赋税数量来确定政务的“繁”或“简”，凡征粮7万石以上的州、3万石以上的县就是“繁”，在这数额以下的就是“简”，在挑选任命州县长官时，要考虑到繁、简的因素。
清朝则沿习明制，按照冲、繁、疲、难四个标准划分，将州县缺分成简缺、中缺、要缺、最要缺4个等级。一个地方4个字都全的，就是“最要缺”，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、而且考核成绩不错的人才可以担任；有3个字的，就是“要缺”，也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的人担任；有两个字的，是为中缺，可由有佐贰官经历、或在朝考中成绩较好的人担任；只有1个字或1个字都没有的州县，就是“简缺”，可以从初选官的人来担任。
当然，百姓的呼声也会被纳入考核的范围内，但是这也会导致官员在被考核时，发动百姓作假，混淆视听，“万民伞”“脱靴遗爱”等把戏在几千年的官场中反复上演着。
3、家族式腐败如何惩防？
苏荣落马后曾忏悔道，他家就是权钱交易所，他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。惩治贪腐，不仅要管好干部本人，还要管好子女亲属。
对于外戚，古代多以“祖宗成规”等制度约束，首先要不能让其干政做官，宋代重文轻武，外戚“不得任文资”，不让外戚占据要职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。
对于士大夫家族的子女，则采取措施，防止任人唯亲，形成腐败家族势力。唐代明确提出“科第之选，宜与寒士，凡为子弟，议不可进”，宋代专门创立了“牒试”制度，规定官员子弟、亲戚、门客要专门送到别处考试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，时人讥之“一鸾当道，双凤齐鸣”，翟銮也因此被弹劾“有弊”。嘉靖皇帝震怒之下，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。这实际上，就是一种回避制度，让官员亲属子女尽量远离权力。
在宋朝，甚至有规定官员要对其子女下属的行为负责任，颇类似于今日的“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”。宋初规定，官吏的儿子、部属犯贪污受贿罪，自己也要负刑事责任。翰林学士扈蒙的养子“盗官盐”，就被连降多级，黜为左赞善大夫。
言官制度也是抑制家族式腐败的重要制度。言官职级不高，地位却很高，独立于行政系统，握有监察之权。如严嵩家族腐败20年间，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。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重则被杀害，轻则受杖责、遭流放，但仍然弹劾不止，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。
古人在为我们提供从严治吏经验的同时，也提供了深刻教训。唐、宋、明、清等朝代的兴盛得益于吏治昌明，而最终的衰亡正是归因于后期制度松弛、吏治腐败。把从严治吏一抓到底、常抓不懈，才能赢得政治风清气正、社会长治久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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